政治是不同个体、团体、阶级间的资源、权力的争夺。阶级的概念可以由很多维度的划分。
如果用创造价值的方式去划分阶级，有些人没有生产资料依靠劳动获得财富，有些人依靠生产资料雇佣他人获得财富，他们分属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天然是对立的，需要通过分配平衡所获，这就是合同与薪水。
左撇子和右撇子也可以划分群体。如果所有的事物都要区分左撇子和右撇子，要生产对应的左撇子剪刀、门把手、枪械、吉他，会产生额外的开模成本。如果更加极致，马桶抽纸是安装在左手边还是右手边也可以被争论。这本质是有限的资源被不同的群体争夺，只不过他们的利益冲突没有交集明显，毕竟有纸可擦是最重要的，扯完纸还可以换手。
男女也可以划分群体，性别不同自然而然导致社会分工不同，性别权力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变化自然达到平衡的。从男性能辨别自己后代的父系社会直到封建时代结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男性由于更强壮，在体力劳动上更有优势，一直享受着更高的地位，有限的社会资源也更加向男性倾斜，包括教育、政治权力等。男女平等的意识很难超越历史发展的规律，即使在相对开明的古希腊城邦时代，女性同样缺乏社会地位。随着现代岗位的出现以及教育的普及，女性能接受基础的教育以及胜任更多的工作，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地位才逐步得到提升。只有女性地位的提升，社会生产力才会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男女本来就是不同的，Jack让Rose先上救生艇并不会因为女性地位提升而颠倒，当然这个例子也可能是时代局限性的眼光在看问题。
除了男女平权问题，为什么性别认知障碍也能成为热门话题？男女比例接近1:1，而各方面数据显示性少数派的比例都不会超过1%，远低于左撇子的10%，和中国男性色盲的5%，为什么这些少数派会产生这么大的声音？这可以从几方面去考虑。第一是他们受到的反对相对更激烈，相比于残疾受到的工作歧视，他们大概率还会受到亲人朋友的反对，受到的心里压力更加大，所以愿意为此斗争的意愿更加强烈。第二是他们所处在的团体并不止包含他们本身，还包括了支持多元化平等概念的团体，以及因此受益的政客、商业团体。性少数派属于多元化的一种，支持多元化团体与其在某些程度上理想一致，利益一致因此也乐意参与；政客本来就是谋求团体的最大公约数，总有一方乐意拉拢少数派团体；商业团体就更乐意炒作相关概念了，单以 nyc pride 官网数据，他们的年收入就可以达到15亿美金。第三是当社会缺少其他公约数，群众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的目标值得一同奋斗，少数团体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假象一下，如果社会处于贫困的状态，大家优先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多元化相对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社会处于一个有广泛发展机会的状态，大家也会更乐意赚钱提高生活水平，少数团体的目标也能得到相应的实现；只有社会处于资源局限，缺少共同奋斗目标的时候，才会陷入不同利益团体的纷争之中，性少数问题只是一种符合当前时代需要的表现形式罢了。（可以至少从抗争形式的演变、娱乐和从众的需求、民众注意力的有限三方面思考这个问题，不做展开。）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何分辨一种团体需求的满足是正常的顺应时代发展的自然分配，还是某一团体攫取的过量的成果，抑或是不同阶级内耗斗争的产物，这最主要是要看分配是否合理公正。如果这个社会发展快速，人口结构维持合理，绝大部分人满意自己当下的生活，那么性少数派的想法也应该被满足，例如为他们建更多的第三性别厕所，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给予更宽容的社会对待。如果社会并没有相应的发展能力，但还是要求每个公共厕所十个坑位有一个需要分配给第三性别，这远远超出了性少数派的比例，同时还要给性少数派提供对应的服务，例如软件开发必须包含丰富的性别选项，社会公共设施例如游泳馆也需要提供相应的场所，民政局提供更丰富多样的流程，而这些成本并不是单独由性少数群体承担的，而是由所有群体共同承担的，因此你必须缴纳更多的税收，这些税收本可以应用到你所希望的教育、医疗行业，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有了第三性别更衣室你去游泳也要支付更高的票价，日常使用软件的开发成本因为提供了更多性别选项，隐形的成本也会转嫁给消费者。这时候我们就要重新审视，这种分配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少数团体在所有人生活维持现状的情况下攫取了我们更多的利益，我们为此付出了更多的成本。第三种情况是，左撇子、色盲、性少数派在没有社会增量的情况下，无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左撇子要求公共厕所一半的门把手装在右手边，色盲要求红绿灯提供五种颜色，性少数派要求有单独的地铁车厢，所有人都在寻求分配而忽略了共同目标，结果医院学校因为缺乏资金纷纷关门，不但没有增量产生，生活还整体倒退了，形成了内耗。
所以我们的理念是释放生产力，同时注重分配，反对剥削和两极分化。只有发展了生产力，增加了社会总量，才会有更多的需求被满足。在发展的同时也要相对的考虑分配的合理性，分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的理念是保证相对的公平，避免无意义的内耗。人们总是渴望更好的生活，例如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平均水平的提升是符合群体需求的，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平等，人们的容忍度相对会更高，幸福度也会更高。再例如优秀的企业家给足够多的人提供了社会保障，相对的他也分配到了更多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财富、地位、特权，人们的容忍度也相对会更高。而当生产力不足，没有新的增量，并且分配不均匀时，人们的矛盾才会加剧，出现更多反对资本家的声音，也会更加的仇富。
分配的另一难点在于滞后性，这既可能因为意识转变的落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也可能因为时间维度上的认知障碍。意识转变的落后较为容易理解，例如新出现的事物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核威慑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需要重新定义国家与地区的关系，例如原有政策的顺利实施给当前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变量，造成了后续的失衡，计划生育政策、基建的快速扩张、产业空心化等等都是当前短期受益而影响长期发展的例子，这种政策很难判断对错，可以是历史中简单的一笔，也可以是无数家庭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大家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是封建贵族对于民营资本家的反对，反对更加高效的生产方式，这种阻碍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结局必定是失败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可以是弱小的，例如收停车费的大爷反对ETC取代自己的工作，而强行拆除ETC设备。
在提到时间维度上的认知障碍之前，先讲一个笑话：“校长说：去年打扫操场的是高一，今年是高二，明年是高三。”大家能容易理解笑点，因为去年的高一、今年的高二和明年的高三是同一批学生。换一个角度想问题，如果校长的任期是三十年，一共会有三十二批学生，那么总共会有十批学生打扫操场三年，而剩余的二十二批学生不需要打扫操场，听上去是不是就公平了很多，不过是抽调一部分学生干活而已。但是对于需要打扫操场的学生来说，高中一共只有三年，他们都需要打扫卫生，并且他们所接触到的其他四批学生，都不需要打扫卫生，是不是一下子就不公平了。人的一生是相对短暂的，如何处理好时间局部和整体的公平同样重要。而大家通常没有意识或者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希望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来赢得选票，获得支持，而破坏了当前选民和未来人民的利益分配。例如戴高乐万年一味追求艰苦奋斗，而忽略了当前选民对房屋和生活质量的诉求，导致了下台。养老金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延迟退休政策同样面对着类似的问题，本质是不同年龄组成的阶层之间的博弈。阶层的组成形式可以是同一本质的人民，可以由时间维度去划分，当利益有限时，他们也会站在彼此的对立面上。
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是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期已经到了瓶颈，经济增速减缓造成了原本微小矛盾的扩大。我们既要继续关注新的增长，保证共同利益最大化，也要平衡好不同阶级间的矛盾，保证可持续发展，不能饮鸩止渴、竭泽而渔。